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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初的某个清晨，在首尔经营中餐馆的华人金大姐发现店门口的玻璃碎了一地。起初她以为只是小混混闹事，打算找人收拾一下就继续营业。可当她看到玻璃渣里压着一张皱巴巴的便签，粗暴的几个字“滚回中国”刺进眼睛，她心里猛地一沉——这不是普通的破坏，而是赤裸裸的种族挑衅。
很快，事情的发展印证了她的直觉。几天后，所在社区聚集起一批韩国人，年龄层杂、人数不少，挥舞着韩国与美国国旗在街头示威，高喊“让中国人回中国！”的口号。部分极端者直接在她店门口叫嚣，甚至阻挠正常营业。周围有人私下议论，这些人大多属于亲美的右翼团体。
这场突如其来的仇恨让金大姐心生恐惧，她被迫关门歇业多日，尽量不出门；就算外出买菜，也不敢大声说中文，生怕遭人盯上。她说，自己在韩国生活了二十多年，几乎从未见过如今这样露骨的敌意。事实上，她的遭遇只是近期韩国反华情绪高涨的一个切片。自去年末至今年三四月，多地出现反华集会，到了七月更是愈演愈烈，有蔓延之势。
示威者主要集中在首尔、釜山、济州岛等城市，在明洞等商圈高喊“中国滚出去”，还用马克笔在乐天免税店的玻璃上乱画，影响店家正常营业；釜山海云台的集会中，有人当街焚烧写着“抵制中国货”的标语，刻意渲染对立；济州岛的游行同样扰乱秩序，据称当地免税店一周内销售额骤降六成有余。游行过程中，多起暴力冲突发生，有极端分子向中国游客投掷杂物并推搡恐吓；明洞的一次示威里，几名中国游客被围攻倒地，一位老人眼角受伤。中国驻韩使馆统计，仅七月第一周就有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事件；韩国警方也证实截至7月8日登记了数十场涉华示威。
在紧张局势下，航空公司临时取消部分中韩航班，中国旅行社也调整线路、绕开高风险区域。但留学生与务工者难以回避，他们的学习、工作与日常都受到干扰，一些人不得不随身携带警报器自保。有调查显示，2024年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显著上升。说实话，反华并非韩国新现象，但像如今这样毫不遮掩、密度与烈度叠加的状况，前所未有。问题在于：何以至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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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眼下的反华浪潮与右翼政治操作密切相关。过去两年里，一个清晰的规律反复出现：每当尹锡悦陷入政治困境，社会上就会同步涌起一股反华声浪。去年他推行紧急戒严以来，执政党内部就有人刻意将国内议题外部化，硬把内政问题往中国身上引；今年1月庭审辩论时，尹锡悦更是抛出关于“中国介入韩国选举”的说法，甚至声称“戒严当日美军抓了大量中国间谍”之类的离谱消息。相关部门与驻韩美军随后予以否认，称完全不属实。
即便如此，他与其背后的右翼势力仍旧反复炒作涉华议题。尤其在总统大选期间，反华被包装成攻击对手的工具，连“某候选人陷入‘小中华中心主义’”这样的标签也被端上台面。更夸张的是，一些组织向下游团体发放“活动补贴”，大批中老年人被动员上街，高举事先制作的标语，其中“滚回中国”尤为刺耳。首尔市府个别政客甚至喊出“抵制中国商品就是爱国”，给群体情绪披上“道德”外衣。
然而，尽管右派高调操盘，选举结果仍未如其愿。李在明最终当选，随后对尹锡悦及其妻子的司法清算启动。两人拘押在看守所后，右翼势力在社会层面的反扑愈发激烈，旧招重施——继续放大反华，以此向新政府叫板：敢动我们的核心人物，街头就不停息。由此，近两个月的反华浪潮持续升温，中国与在韩华人被动成了国内政治角力的“牺牲品”。正如韩国民间组织“移民中心之友”负责人所言：政客的煽动会转化为现实伤害，把中国及当地华社描绘成问题源头，媒体亦在助推仇恨与歧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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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政客推手，媒体的火上浇油同样不可忽视。韩国文化生态里，影视圈相对多元，常能见到较为客观的人物与邻国形象；但新闻媒体领域，头部平台多与大财阀关系紧密，叙事倾向更偏保守。结果就是：电视剧里偶有温情理解，新闻报道中却频繁出现“威胁”“渗透”等标签化词汇。
这种长期的舆论灌注让网络情绪不断被极化。部分民众在社媒上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刻板与片面之中，自我优越与无知并存。一些离奇的谣言也因此有了“土壤”——有人将三月的大火扣到“外部势力”头上；二月甚至出现个别激进行动针对中国使领馆。主流电视媒体在一段时期内缺乏充分核验，跟风使用刺激性话术，使虚假与偏见被快速放大，极端口号就此越过语言边界，滑向现实中的肢体对抗与破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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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新任总统李在明，对这一轮反华闹剧的态度显得克制乃至沉默。明知多起针对中国游客的暴力冲突与使馆设施受损，他却基本未公开强硬发声。这背后有政治算计：在韩国的政治光谱中，“左亲华、右亲美”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。李在明与前任政府关系密切，竞选期间便频遭“亲华”污名化。此时若贸然出场批评反华示威，便容易被对手借题发挥，陷入话语陷阱。对警方而言，在政治信号不明的前提下，也往往倾向于“以静制动”，导致执法边界显得模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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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会问：韩国为何把反华当作“政治正确”？答案绕不开经济。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。过去几年，韩国经济承压，与中国在多个产业赛道上的竞争愈发激烈。半导体、汽车、造船等领域此消彼长，原本对华顺差的局面转为逆差，企业库存与订单变化引发了社会焦虑。另一边，大国产业回流的外部压力又在挤压韩国本土制造的空间。两头受逼之下，情绪需要出口，部分媒体与政客选择把复杂的结构性问题“简单化”为对外归因。年轻群体的就业焦虑也更易被“替罪羊”叙事裹挟——把困难归咎于外部竞争者，确实轻省，却解决不了真实的结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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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深层的心理层面，还与历史与身份的纠结有关。朝鲜半岛长期与中华文明互动深厚，文化与制度影响交织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，韩国一方面强调自主独立与文化主体性，努力融入西方同盟体系，另一方面又难以彻底摆脱与近邻的现实依存。于是，一部分人倾向于以“切割”来彰显自我，甚至把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视作需要摆脱的“枷锁”。问题在于，外部同盟从来以现实利益为先，很少能提供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。把反华当作获取某种国际认同的捷径，最终可能只是缘木求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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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应如何应对？理性与定力是关键。对社会层面的极端言行，既无需过度放大，也不能听之任之。该沟通时沟通，该亮明立场时果断亮明——比如要求韩方切实保障在韩中国公民的人身与合法权益，敦促其依法处置暴力与歧视行为，维护最基本的底线。与此同时，必要的提醒与“敲打”并非只有一种方式，地区安全与经贸合作的现实牵连，都会让理性声音回到桌面。
对中国社会而言，面对情绪化的杂音，更需要保持战略耐心与自信，不被极端叙事牵着走。对韩国而言，真正能化解焦虑的不是口号与敌意，而是踏实的产业升级、制度改革与社会和解。与近邻良性互动、相向而行，远比制造对立更能换来长久的安全与繁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